“十个没有”和延安作风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陕甘宁边区的“十个没有”是党的初心使命的体现，是延安作风、延安精神的生动展示，与国统区的“西安作风”“重庆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毛泽东曾对国统区和解放区作过如此比较：“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在陕甘宁边区，上自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下至各级干部和基层工作人员，几乎都是勤政廉洁作风的模范践行者。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曾举过延长县县长焦生炳的例子：“焦县长亲自参加担粪、翻地、锄草、收割。麦收时，他白天割了一天，晚上收工时还要挑着一担回去，无怪老百姓说，‘自古以来没见过县长担粪，今天县长也担起粪来了，我们必须加倍生产才对’。”他在第二届参议会上作政府报告时感慨道：“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府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他们念念不忘的，只是抗战与人民的整个利益。”

　　在延安，在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一般都没有薪酬，只发给勉强维持生活的津贴，最高级别的行政领导每月5元，县长2.5元，粮食每天1.4斤，菜钱4分。正如毛泽东所言：“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对于贪污腐败浪费等行为，共产党人更是毫不姑息。

　　1941年颁发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8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担任甘泉县张家畔税务局局长的肖玉璧，因在任内贪污公款3050元，被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肖玉璧是1933年加入红军的战斗英雄，党和边区政府并没有因此而稍有宽纵。

　　《解放日报》对此案发表的评论中写道：“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与“有官皆墨吏”的重庆不同，在“无土不黄金”的延安，群众的利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关切，人民的解放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这里的一切努力和奋斗，“无非一念救苍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不仅在经济上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人民生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而且大力加强社会建设，特别是针对陕甘宁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陋习，深入破除封建迷信，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禁绝种植吸食鸦片，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以及开展改造“二流子”运动等。

　　在陕甘宁根据地建立前，当地的教育水平十分落后，文盲率高达99%。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把发展教育、扫除文盲、提高群众文化水平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经过多年努力，边区的教育水平稳步提高，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对边区农村影响最大、效果最为显着的教育形式，当属各种类型的以民教民为特点的社会教育，尤以读报识字组、夜校、冬学、民教馆等最受群众欢迎。在宣传发动中，党和边区政府注重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使群众明白教育的内容、意义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上冬学至少能识150个字、会唱5首歌曲，还知道为什么会打雷下雨、怎样会不生病、怎样选举、怎样办合作社；不识字一辈子吃苦头，上了冬学人人都能干、人人有本事，等等。

　　全面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是边区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政府鼓励和引导妇女参加生产，提升经济地位，进而提升其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其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

　　在边区妇女生产运动中，涌现出300多名劳动英雄，其中郭凤英、黑玉祥、张芝兰、刘桂英等作为全边区妇女生产的“状元”，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接见。比如柳林区二乡的妇女，通过从事纺织实现了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生活都过得好，而且在‘婆姨汉一条心，沙土变黄金’的体验中，增进了家庭和睦与全村的团结。男人打女人、邻舍相骂的事情，大大地减少了”。

　　针对盛行婚姻包办、买卖的不良社会风气，边区政府公布《婚姻条例》，大力倡导婚姻自主，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买卖婚姻、童养媳及童养婚等，使妇女的家庭地位有了根本改变，长期延续的恶俗陋习得以摒除。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陈毅在延安时写下的这首诗，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族的希望”的历史事实。到过延安和边区的人们，都会为这里上上下下所展现出的那种团结奋发的精神风貌所震撼、所感染。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抗战两周年纪念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不仅使全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也使根据地军民和党外人士进一步分清了是非、振奋了士气。

　　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同一天，他在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十点要求：一曰全国讨汪，二曰加紧团结，三曰厉行宪政，四曰制止摩擦，五曰保护青年，六曰援助前线，七曰取缔特务机关，八曰取缔贪官污吏，九曰实行《总理遗嘱》，十曰实行三民主义。这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边区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在延安的广大军民中间，坚持团结抗战到底已经内化为一种政治自觉，外显为一种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与国统区的状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和鲜明的对照。

　　美国人谢伟思在访问延安后说：“我们的全体成员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在共产党那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

　　梁漱溟在赴延安参观后也感慨道：“在极苦的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哈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忘却！”

　　何其芳更用诗人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