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圣诞节轮不到他们来定义

　　二十年前，有些不从众的同学拒绝圣诞节时说的是“你们过你们的，我又不信上帝我不过”；十多年前，一些厌恶花钱的人则开始痛斥“圣诞节就是消费主义陷阱”。

　　可大概从十年前发端，并在最近四五年开始泛滥，对圣诞节（也包括其它来自西方的节日）的抵制语言已然超出个人选择、娱乐消费的范畴，被抬升到了家仇国恨的高度，充斥一系列攻击性十足的大词。

　　很多平日里并不关注历史，也不谈论民俗，甚至特喜欢跟着张雪峰一起贬低文科价值的人，到了这个时候顺滑变身，一张嘴就是从人文社科里诞生的批判性大词。只要在12月24日当天刷刷简体中文的主流社交媒体，你就有很高频率遭遇“文化入侵”“节日殖民主义”这些口号的轰炸，个别抵制者甚至祭出“耻辱”“背叛祖宗”来指责过节的人。

　　在这些人的抵制语境里，过个圣诞节犹如在辛丑条约上签字，丧权辱国，遗臭万年。尽管人家实际上做的不过是给对象买了块巧克力，还是Made In China，实打实地给GDP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

　　网络上，这类大词的高密度轰炸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直接影响就是，在简体中文的交流环境里，“圣诞”已和“入侵”“殖民”形成深度捆绑。无法做到与社交媒体隔离的人，即便自己原有的价值判断没有被这种捆绑所改变，也多少形成了条件反射，一提到圣诞就会联想到那些负面词汇。

　　这种局面也挺矛盾。从我的经历来看，很多人对于身边朋友讨论政治的行为是很警觉的。但凡在人稍微多点的聊天群里，不难看到“你不要讨论政治了”“你就一小老百姓操心这事干啥”这种提醒。

　　然而，当他们面对的不是普通朋友而是强势舆论制造的政治化语言时，以及这种语言对群体思维、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影响，警觉、警惕却不全然不见了。相反的是，他们要么欣然被新潮流同化，要么保持沉默任潮流汹涌。

　　但在我看来，这些充满斗争性的大词，比假大空的大词更值得警惕。所以，哪怕我无法改变这些大词掀起的潮流，我也要表达自己对这些大词的真实感受。

　　它们造成的影响不只是像后者那样让一个人的表达变得空洞，还会让表达带有攻击性，排他性。当它们流行开来之后，就会对一个群体的语言环境造成污染，继而影响这个群体的共识，左右一个群体对很多事情的价值判断。如此语言环境所塑造的共识，即便不能直接左右个体选择，也多少会带来压力。

　　对于这些斗争性大词带来的变化，积极使用者认为他们是觉醒，是自信；反对者则认为是保守，是倒退。于是，撕裂就随之发生。

　　面对这种撕裂，我绝不会以理中客的姿态各打五十大板，而是根据撕裂是如何上演的，给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一切责任皆在指责方（多说一句，模糊标准、和稀泥式的“辩证法”是一种去真存伪的陋习，早就该改了）——一个人就想找个日子乐呵乐呵，却遭遇“助长文化入侵”“不肖炎黄子孙”这种上纲上线的指责。这个并没有伤害任何人的人，凭什么要为别人引发的“撕裂”负责？

　　除了上述影响，我拒绝使用这些大词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们即脱离了个人经历，也禁不起刨根问底的追问。假如我接受了这样的语言，并根据它们来定义圣诞，那可以说我的记忆，我的思维，我的价值就被别人的语言所重新塑造，背离了我的亲身经历。直白点的说法，就是被洗脑了。

　　对于一种表达，一个人能为它提供多少有理有据的解释说明，提供多少来自真实生活的细节和体验，是判断这个表达可信度、准确性的关键标准。也能看出一个表达者究竟是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还是在跟风复读。

　　比如，当一个人说他喜欢《七龙珠》，并能准确告诉你当年海南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的漫画多少钱一本，告诉你孙悟空何时变成的超级赛亚人，甚至能给你分析布尔玛到底喜没喜欢过悟空，那他“喜欢《七龙珠》”这句话就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禁得起追问的真实表达。因为他可以为自己说的话提供个体的真实经历，充满细节的事实支撑。

　　而这种表达与追问的习惯，恰恰也是抵御假大空式“大词”对个体侵扰的有效办法——对于一个和个人生活相关的概念，对它的定义和判断应当来源于过往生活的细节，而不是脱离它们的强行灌输。

　　所以，对于“圣诞”的定义和表达，也应当来自真实的、具体的经历，并从中挖掘生活细节和情感体验。

　　“人不是活一辈子，也不是活几年几月几天，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那些不会被忘记，不经意间会被想起的细节，才能构成“我到底是谁”的答案。而不是那些想要强硬钻进一个人脑子里，继而洗去过往，改变这个人思维与言行的大词。

　　在90年代，圣诞带给我的是童年幻想。那时我的阅读能力还限于《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但这不妨碍我还在上幼儿园时，憧憬圣诞老人骑着驯鹿飘洋过海，趁我睡觉时把礼物放在我枕头旁边。但那会儿家庭条件并不富裕，我对圣诞也仅仅是个美好憧憬罢了。但我也不会因此失望，毕竟跟卖火柴的小女孩相比，我有个温暖的家，不至于因贫穷而被冻死在新年前夜，带着对圣诞树的憧憬离开人世。而且圣诞之后，春节也就不远了，我还可以继续期待压岁钱——童年时候的想法很简单，不论是中国节还是西方节，有礼物可期待就是好节。

　　上了中学后，学业压力一年比一年大。寒假之前的圣诞节，就更成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和好友们互道祝福，互送礼物，从繁重的作业里解脱片刻。那个年代流行的手写贺卡，成了常见的圣诞礼物之一，多年之后更是被一代人珍藏的“文物”。

　　蹦迪班的文娱主笔村花，当年想给喜欢的男生送圣诞贺卡，又怕直接给他太直接，就给半个班级的人都送了一张。这种表达情感的方式，想一想真是带有独特的东亚式浪漫，含蓄内敛。随着时间流逝，那些贺卡上的字迹不论好看不好看，都已成了珍贵存在。

　　即便是离开校园的圣诞，它依然保持着一种纯粹。没错，这是一个空降的“洋节”，但正因如此，它没有被牵扯进领导与下属的权力关系、需要算计利害得失的世俗人情。在这个洋节里不必挖空脑袋研究领导喜好，也不必担心疏忽了哪个亲戚的情绪，连群发祝福都不用刻意去编。在这一天准备礼物时，心里想的人，大多是因为爱情以及友情。

　　总之，从我和身边朋友们的真实经历来看，圣诞给我们留下的个人记忆，已然和圣诞诞生时的宗教属性无关，也看不出任何意识形态对个体的戕害。

　　别人当然可以说这样过圣诞不够“正宗”，但却无法否认这些圣诞记忆的美好——童年时的圣诞，让一个小孩子对外界充满憧憬与想象；校园时代的圣诞，让肩负学业压力的学生们享受片刻的自由；追求爱情时候的圣诞，则让一个人的青春可以留下浪漫回忆；步入职场后的圣诞，依然有着脱离人情世故的惬意。

　　这些来自于个体真实体验的圣诞记忆，不应被时代潮流所篡改。在定义圣诞的时候，我们应当想一想，自己的答案有没有背叛自己心底的情感与记忆。

　　所以，我觉得拥有相似回忆的人，大可通过这些经历来定义你自己的圣诞，而不是被那些个被错用、滥用的大词所篡改。

　　斗争性十足的大词看似很有威力，高高在上，俯瞰众生，但如果一个人用它们来构筑自己，任由自己的语言被它们所占据，而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那当他的语言变得格外空洞的同时，他也“成功战胜了自己，爱上了大词”。

　　在这个潮流汹涌的年头，对这些“大词”形成免疫力，用个体真实、经得起追问的细节来塑造语言，很有必要。个人认为，具备这样的免疫力，比过不过圣诞，要重要得多。

　　最后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最新的圣诞记忆——我即将第一次在国外度过圣诞节。当各位看到这篇推送时，加拿大西部时间还是12月24日。今天逛街体验节日气氛时，看到一颗挂着“Joy To The Wolrd”的圣诞树，树上插着许多国家的国旗，其中一面，便是我最熟悉的五星红旗。

　　2001年年底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业便迅速借着这个潮流，成为圣诞节这个节日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欧美各国过节时购买的圣诞装饰品，有60%都来自中国。

　　所以，当抨击圣诞的人动不动祭出“文化自信”“抵制洋节”这些大词的时候，不要忘记，假如没有当年那个融入世界的潮流，如今为你们提供自信的经济基础根本无从建立。你们的攻击性语言，怕是只会侵蚀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基础，而那里凝结的是无数中国工人的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