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女不想抱歉

　　经常看到关于“生了孩子以后是否还有讨论女性主义的自由”的帖子。生育与否将女性引入不同的人生轨道，但这或许不该成为讨论女性处境的门槛区分。

　　生育带给女性的冲击，称得上是前所未有。在成为妈妈之前，女性和男性一样，都是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学生，也是一起竞争的职场人士。直到启动了生育的身体机能后，很多女性才发现生理特征的差异、传统的性别分工居然会对个体生活带来如此大的影响。不少女性朋友会说，做妈妈后，感觉重新活了一次。

　　梅根斯塔克（Megan K.Stack）的《女人的事》（Women’s Work）一书带来了穿透的视角，通过育儿的具体实践，重新理解不同阶层女性的处境。梅根曾经是在硝烟中穿梭的战地记者，作为一名职业女性，她想要孩子，还想同时继续工作，于是决定雇用保姆来解决育儿难题。

　　那么，如果在繁琐家事之外付钱找到“外援”，就能释放出母亲们的劳动力了吗？书名“女人的事”好像是顺应了父权社会的性别叙事，事实上恰恰是作者提出的质疑。

　　当梅根成为母亲，和保姆们共居一室，她开始重新审视母亲这一身份，反思传统家庭中的权力关系。更重要的是，她意识到——无论来自何种阶层，都会因为母亲的身份，而陷入“性别为女”的复杂、矛盾的处境里，都会在心底发出疑问：我们的出口究竟在哪里？

　　起初，梅根认为自己作为中产阶级女性和保姆们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她对这些来自贫穷地区、进城务工女性的个人生活也没有产生太多好奇之心，在她眼里，她们存在的意义是解放自己，通过付钱雇用她们让自己获得工作、休闲的自由。

　　但当梅根和保姆们朝夕共处的时间越来越久之后，她发现自己的住宅渐渐变成“一个由职场妈妈构成的景观”，她们“共同编织了一张由妥协、牺牲和金钱组成的网”，尽管两者的教育、成长背景完全不同，但她们都生活在一个男性经常隐形的空间里。

　　书的开篇是梅根在做妈妈之前，跟随城市务工人员去他的家乡采访，在那里见到了他的妻子，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妇女，当男人忙着社交的时候，妻子在厨房忙碌，在交谈的人群中消失，做一些女人应该做的事情，她想和丈夫一样出去打工赚钱、看世界，却因为要照顾孩子而只能放弃。然而，丈夫将她这样的“放弃”视为必须，甚至并不存有感激，天然地将家务等同于女人应该做的工作。

　　当梅根成为母亲后，她和那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一样，也消失在了琐碎中。而且因为有了保姆的帮忙，游离在外的丈夫更加显得理所应当，梅根和保姆待在一起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和丈夫共处的时间。

　　所谓“女人的事”背后的本质在于家务劳动的价值向来被轻视。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Ann Oakley）在着作《看不见的女人》中指出：“女性在家庭中的实际付出被遮蔽在人妻、人母和性别角色的帷幕之后，女性在家庭中的无薪劳动被合理化了。”

　　奥斯卡得奖电影《克莱默夫妇》同样讲述了一个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之下的婚姻故事，当女主厌倦了整日忙碌家务事，在无奈和伤心之下离家出走，父子的生活骤然间陷入了混乱之中。身为广告职员的丈夫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兼顾繁忙的工作和照顾孩子两件事，经常遭致上司和儿子两方面的不满，每天简直过着抢险一样的生活，疲惫不堪。

　　丈夫这才意识到妻子作为家务劳动和育儿工作的承担者，在长年累月中，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而过去的自己有多么无知和傲慢。在职场大杀四方时，他以为是自己才华和能力的变现，却没有认识到这一切是建立在妻子的支持、牺牲之上。

　　有意思的是，奥克利的《看不见的女人》和电影《克莱默夫妇》撰写、拍摄于20世纪70年代，五十年过去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城市化的发展，我们的确找到了一些提高家务效率的办法，而对于家务劳动价值的认知又发生了多少根本性的改变和进步呢？女性作为家事的主要承担者这一观念，是否依然根深蒂固呢？

　　《女人的事》一书中的英文版出版于2019年，这个时代的梅根在书中依旧自嘲为一名“家务经理”，每当遇到问题，总是会第一时间自己消化，她每天必须保证孩子们在一个安全、洁净的环境下得到照顾，同时确认保姆们的个人状态不影响家务工作，帮助解决保姆生活中的棘手难题亦成为她职责的一部分，她的作息时间、身体活动范围都以家庭为中心。

　　梅根和丈夫曾经在职业轨道上并肩作战，孩子出生后，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却产生了巨大变化。梅根丈夫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而梅根认为自己没有收入，就没有权力花钱，即便生产后身材变形，旧衣服不再合身，她都不想花钱添置新衣。没有稳定收入的她，配得感也变低了，她不再相信自己可以得到和从前一样质量的生活。

　　一个新生婴儿的降临是一件神圣而美好的事情，可照顾婴儿所产生的一切繁琐之事，却很难让梅根从中找到长期的成就感。尽管她已经花钱将家务外包了出去，可整日待在家里的她依然和这些传统意义上“女人的事”紧紧捆绑在一起。

　　梅根想象中的育儿乌托邦梦破碎了。保姆不是一个能简化生活，并且不会造成更多麻烦的工具。她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女性，她们遇到的问题也会成为梅根的问题。同为女性，又拥有母亲的同一身份，保姆们人生中遇到的种种困境，比如，当保姆遭遇家暴，富有正义感的梅根无法做到绕开不见，她的第一直觉不是作为雇主进行避嫌，而是毫不犹豫地尽力出手相助。

　　家庭已然成为梅根的一个工作场所，她像是站在一个开阔的广场上，每个经过的人都向她提问、求助、索求，不论是她主动还是被迫选择的，结局便是她立在中央，任由各种需求像一支支箭一样射过来，无处可躲。

　　她亲眼看见保姆们的处境，而出于自尊或隐私的考虑，这也许只是她们愿意展现在雇主眼前的冰山一角，仍有大量令人沮丧的问题被隐藏起来。

　　梅根不再认为处于同一屋檐下的保姆和她之间仅仅是金钱的交换关系，她认识到这其实是一场“能量的交换”，身处同一“职场”环境里，她们在彼此身上看见那个隐形、沉默的自己。面对流动而真实的生命渴望，她们终究不能像鸵鸟一样埋藏起来，也无法做到完全妥协和牺牲。

　　后来，当梅根不再是保姆们的雇主，她以朋友身份探访她们的家乡、亲人。言谈之间，带着一份记者的敏锐和好奇，希望能记录下一个更加完整的她们，尝试理解除了保姆之外，她们是怎样的姐妹？怎样的女儿？怎样的妻子？除了这些身份之外，她们还可以是谁？

　　有人可能会质疑，梅根和保姆的成长背景、教育水平差异巨大，却一再强调她们之间的相通之处，是否是梅根作为知识女性的一厢情愿？

　　对此，梅根是有觉察的，“重新看到这群女性的生活……我对孩子、对父母、对生命和爱的奥秘的看法都发生了永久的改变，这种影响不是一块不断移动的阴影，也不是一座可以夷为平地的建筑。说到底，连接我们的纽带才是最牢固的。说起我作为一个女性的生活时，说起我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工作的女人、一个努力在生活和工作中都保持尊严和道德的女人时——在我看来，说起这一切时，我们是完全一样的”。

　　女性之间的互相理解，并不为了寻求百分百的认同，而是为了在心底找到彼此的纽带。看见保姆们在困境中做出的抗争，努力不被意外的生命洪流所淹没，这无疑打开了梅根性别认识的一种新方式。

　　有了孩子后，梅根丈夫仍然可以在外面的世界自由穿梭，继续追求自己的新闻事业，没有做出任何变换身段的妥协，在出差和带娃之间，他经常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把妻子和孩子、保姆一起留在家里。

　　作为记者，他能为弱者勇敢挺身而出，可面对伴侣的处境，他却难以释出共情——当梅根不再能回到从前的职业轨道上去，她的时间、资源、空间都被打乱，重新排列优先次序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时候，推动我们将烦恼说出口的或许不是自己，而是那个身边的人。梅根正是在和保姆们的互动中，重塑了她对女性主义的理解，她有了正视一地鸡毛的勇气，也有了更多从实践中得来的切实认知，她发现自己在婚姻中需要被看见，意识到家庭中所遇到的不应该成为困扰她一个人的问题。

　　因此，梅根将游离于在外的丈夫拉入家务事的核心中，坦诚告知自己作为母亲的困境和挑战。她希望两个人共同面对，而不是一人永远冲在前线，另一人退在一隅。

　　可以将这本书称为女性主义的一场实践，作者对个人体验的审视和记录，真诚而犀利，角度鲜见。书至结尾，更让读者醍醐灌顶地认识到什么才是“女人的事”，从前那些“嫁人就好了”“女人做妈妈就不一样了”之类的言辞看似为未婚少女们构建了童话般的安稳感，实际上是对女性能力的一种敷衍和弱化。

　　传统社会文化里，始终将“女人的事”定义为家庭、婚姻、由男人主导的事。而身为女性，我们并不想糊弄自己“好了”“算了”，我们想自己去体验、定义什么是“不一样”的人生。

　　比起幻想一出生即是罗马，我们更喜欢从一扇窄门进入，慢慢走着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它可能不太宽阔，也不太平坦，甚至充满了小石子和障碍物，但它足够长远，好让我们有耐心向前，直到看见微小而明亮的光在眼前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