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之大者与家国情怀

　　中国的传统节日，五十六个民族加在一起，足有一千四百个之多。汉族人口比重最大，所以汉族节日传承者众，显示度最高。倘算上那些如今大多数人已不过的节日，如中和、上祀、寒食等，汉族地区节日数量大致在二十四五个（仅指全民性节日，不包括地域性节日）。其中影响最大者，自然是春节。

　　之所以如此说，理由有四。第一，节日时间最长。从法定节日角度看，大年三十放假，正月初七（初八）上班，时间长度在一周左右。但法定节日概念出现得较晚，春节的历史要比法定节假日的出现早得多。春节在国人心目中属民俗节日范畴，倘以民俗节日论，春节开启的时间较早。民谚云“腊八祭灶，年下来到”，这里的“年下”指的就是春节，俗称“过年”。腊八（农历十二月初八）、祭灶（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是春节开启的两个重要节点。若以腊八为起点，则春节在农历腊月初就已到来；若以祭灶为起点，则新年来到前，春节已运行一周有余。一般认为，元宵节（正月十五或正月十六）标志着春节的结束，但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过去还有一个“填仓节”，又名“添仓节”“天仓节”，时间在正月十九或正月二十五（不同地方填仓日期不同，一般黄河中游地区以正月十九为填仓日，下游以正月二十五为填仓日），主要祭祀火神或农神，祈求农业丰收。按旧例，“填仓节”过罢，春节庆祝活动才告结束。由是观之，春节时间当在32天至47天之间。一个半月，时间之长，不仅国内绝无仅有，放眼全球恐怕也无出其右。

　　第二，分布范围最广。春节分布范围绝不局限于中国版图以内，早在隋唐之前就已溢出国门，实现国际化了。

　　第三，节日历史悠久。春节的名称出现较晚，在1913年才有这个说法。但春节作为农历新年之实，在汉代就已确立。汉崔寔《四民月令》描述当时人们过春节的情景：

　　正月之朔，是谓正旦，躬率妻孥，洁祀祖迩。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室家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柏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

　　大年初一，家人团圆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欣欣如也的场景，是两千年前中国人过春节的景象。这番景象放在今天，也毫无违和感。从汉朝算起，春节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第四，春节是中国节日海外影响最大者。至迟在隋唐，春节就已走出国门，成为邻国的节日。最早接受春节的是与我国接壤的朝鲜、越南等国，载体是中国历法和典章制度（其实历法也属于典章制度）。据《隋书》载，朝鲜半岛的百济国“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元嘉历》是南北朝时南朝宋通行的历法，后传入百济，成为朝鲜半岛的历法。朝鲜官修史书《高丽史·历志》也说：“夫治历明时，历代帝王莫不重之。周衰，历官失纪，散在诸国，于是我国自有历。”由此可知朝鲜半岛在周代以后就有历法，继承的是周代的历法。唐时朝鲜曾多次派人到中国求取历书。朝鲜史学家金富轼所著《三国史记》载，公元624年，高句丽“遣使如唐，请颁历”。公元674年，新罗“入唐宿卫大奈麻德福传学历术还，用新历法”。用中国历法，必然接受中国人的时间概念和时间方案，于是春节、中秋节至今仍是朝鲜半岛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日本大约是在钦明天皇十四年（553年）获得了中国历书，先后使用过中国的《元嘉历》、《麟德历》（在日本叫作《仪凤历》）、《大衍历》、《五纪历》、《宣明历》，直到1873年由于“明治维新”才改用西历，但春节习俗一直保留至今。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春节文化影响至今仍发挥着效力。

　　人们通常认为，春节是与家和团圆有关的节日。但其本质是迎春。迎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农历是按黄河流域的气候特征编订的。《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是关于我国古代制定历法的最早记载。尧统治的区域位于黄河中游，2005年列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首的陶寺遗址，出土了最早的观象台，有人据此猜测陶寺可能是尧的都城。黄河流域冬季气温低，不适合农耕，整个冬季，人们靠储备的存粮生存。存粮有定数，如果冬季过于漫长，就会发生粮荒。历史上常有黄河流域发生春荒的记载，原因就在于此。立春节气温度回升，粮食生产得以恢复，这就是立春重要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古代岁首不一定都放在立春前后。殷商的岁首定在十二月寒冬，周朝定在十一月冬至前后，秦时以十月初冬为岁首。可见确定岁首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汉朝建立以后仍沿用秦朝的历法，直到汉武帝时期，进行历法改革，颁布《太初历》，新年才确定在立春前后。这一制度安排从本质上看是由农耕文明的生产周期所决定。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农耕都不是一家一户之事，是关乎国家运命的大事。定立春为岁首带有强烈的礼制色彩，春节的制特点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迎春礼。迎春礼至迟在东汉已出现，《后汉书·祭祀志》载：“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骑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由此可知，迎春礼在汉代已形成。《后汉书·祭祀志》中记载的迎春礼乃天子之礼，即由天子或天子委派的大臣主持的国家祀典，其地点在都城洛阳的东郊，去城八里，筑坛三尺为之。《月令章句》解释，“东郊去邑八里，因木数也。”也就是说，之所以选择东郊去邑八里筑坛，是因为古人的五行观念。五行中的“木”，对应数字为八；选择东郊，是因为“木”属东方；车骑和服饰均为青色，是因为青色是植物（木）的颜色。立春之日首都以外的地方也要举行迎春礼，《后汉书·祭祀志》载：“县邑……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郭外。”可见迎春礼在汉代是从中央到地方普遍举行的祀典，是春节期间的国之大事。

　　祈福礼。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人人都希望新年交好运，弭灾，增寿，添子添福。祈福的对象依然是天——抽象化或具象化的天。祈福仪式自“祭灶”始。祭灶表面祭祀灶君，实则向天（玉皇）祈福，灶君不过是老天爷安插在人间的摄像头，它记录人间善恶，集中向天汇报。第二次祈福是在大年初一凌晨，过去许多人家设“天地棚”，供天地全神，晨起第一要务就是祭拜天地以求福报。第三次是在大年初五或初六，俗称“破五”“送穷”，祭祀对象为财神，财运即福。第四次是在正月十五，俗传这天是“天官下降”的日子，古人认为“天官赐福”，既然送福气的人都到家门口来了，焉有不接之理？人们去三官庙烧香或去灯场接福。最后一次是在正月十九（有的地方是正月二十五），俗称“天仓”，向天祈谷，求丰收。

　　祭祖礼。祭祖是春节期间宗族内部的一项重大典礼。大家族的祭祖仪式极其隆重，《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对此有详尽描述。宗祠祭祖常于除夕举行，筹备工作从进入腊月开始，鲁迅小说《祝福》描写了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春节祭祖礼。祥林嫂之所以精神崩溃，就是因为族人拒绝她参与祭祖礼。宗法社会，个体存在只有依附宗族才有意义，人生最高目标不过就是“光宗耀祖”，位列宗祠。祭祖礼一年只有一次，意义重大，因此中国人无论离家多远，都要在除夕之前赶回家过年。

　　春节家国化与古代社会家国一体化的结构特点有关。古代，国是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帝王既是政治领袖又是家长。春节期间的节庆活动，始于小家，随着节日活动的逐次展开延伸至大家（家族），最后扩展到整个社会（国家）。家国化和仪式感才是春节文化的核心。

　　一系列庄严而神圣的仪式，让人们对春节高度关注，充满虔敬。当下不少人认为“年味儿变淡了”，表面看是虔敬之心的弱化，实质是与春节的仪式感、神圣性消退有关。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不断加深的现代化进程。这种进程，颠覆和重塑了原有的知识结构、风俗习惯、生产和生活方式。现代性带来的冲击让春节神圣性遭遇挑战。

　　知识体系的重构。农业时代的知识体系被工业化时代的知识体系取代，天从神秘莫测的权威演化为领空和大气层，春节从仪礼时间变成“黄金周”；阴阳五行的知识体系从大众变得小众；“迎春礼”在消失多年后以文创产品的方式向游客表演。

　　乡村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广大农村正经历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乡民变市民，乡村变社区，身份改变的同时，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面临解体。许多村民（重要是中青年人和低龄儿童）长期生活在外域，只在春节等少数时段返乡，成为住在本地的“外来者”，传统社会的亲缘与地缘关系发生动摇。

　　生活的商品化。计划经济时代，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清晰而明确，但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年代，生产与消费的界限变得模糊。我们管陌生的顾客叫“亲”，春节最热闹的地方不是家庭和社区，而是商品消费场所；最频繁的应酬不是发生在血缘和亲缘之间，而是发生在商业伙伴之间，基于商品交换基础上的社会交往挤占了原本属于血缘和亲情的节日时空。

　　社交便利化。春节是社交的重要场域，随着互联网发展和移动终端普及，社会沟通成本大幅降低。以前，社交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体力，据《东京梦华录》载，宋代春节，“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城内熙熙攘攘，街上往来尽是拜年的人群。这样的场景如今不复存在，现代社会人们通常采用微信拜年，社交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人情的廉价和仪式感的减弱。

　　在传统仪礼的基础上扩大春节的核心内涵。春节习俗的两大核心，一是祈福，二是敬祖。这两大核心均可与新时代的社会文化诉求对接。传统的春节祈福和敬祖主要以家庭或宗族为单位，祈“己”之福，敬“己”之祖。我们可以尝试把“祈福”和“敬祖”由“家”扩展为“国”，由“宗族”扩展为“民族”，在传统祭祀的基础上增加国家祈福仪典和祭祀人文始祖的内容。

　　春节作为全体中国人的神圣时间，全民性是其重要表征。乡土社会的春节主要由会社和宗族承担组织民众的职能。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民众确实是面临的新问题。思路有两个：一个是利用现有的群众性社团组织。如文联，有各级各类文艺家协会等，政府需要对其加大支持力度，帮助其具备动员能力，担负起组织民众的职责。另一思路是利用现代教育体系，在中小学广泛开展乡土文化活动，一方面可以培养少年儿童才艺，另一方面，增进下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培养对传统节日的感情和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