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手幽灵战士秘籍网友会有什么评论?

　　1955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高饶事件”结束，有力地维护了党内的团结统一，事件的两个人物，高岗于1954年在家中服药自尽，饶漱石身陷囹圄。毛主席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闭幕报告中说道：“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饶漱石的政治生命终结，但党中央、毛主席还是给了他一条生路。饶漱石的晚年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高岗和饶漱石都是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建国前，他们都担任要职。高岗是陕西人，在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立下汗马功劳，解放战争中，他为东北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饶漱石是早期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曾顶替刘少奇担任华中局书记，在陈毅任军长的新四军中担任政委，经受了重重考验。

　　高岗虽有战功，但他身上的缺点有很多，他骄傲自满，飞扬跋扈，私生活混乱，相比之下，饶漱石内敛许多，他不苟言笑，烟酒不沾，很少与人交往，给人的印象是原则性很强。但高饶二人有一点共性，那就是权力欲望很强。高岗掌握东北大权，想做“东北王”，而饶漱石“一讲权威，二讲权术”。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废除国民党时期的旧税制，改用新税制，由于当时社会经济薄弱，导致国家税收出现下降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中财委对税制进行重大修改，但操之过急，工作粗糙，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一些问题，譬如部分地方物价波动、抢购商品、商人观望等。这些问题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批评。

　　1953年6月，中央召开财政会议，由周恩来、邓小平、高岗主持，会议的议题本来是财政措施的具体实施，但会议一开始，批评“新税制”成为中心内容，按照毛主席指示，财政部长薄一波在后来的会议中做了检讨，高岗却将这个问题无限扩大，以批判薄一波为名，实则将矛头对准刘少奇和周恩来，散布谣言，污蔑他们有“圈圈”。

　　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和高岗一唱一和，完全不顾毛主席“加强团结”的指示，逼迫下属“表态”，还将“圈圈”的问题扩大化，增加会议紧张的氛围。由于高岗和饶漱石从中作梗，导致财经会议整整持续两个月都得不到结论。

　　最后还是在毛主席的提议下，由陈云和邓小平出面，对新税制的缺点提出批评，随即明确表示，部分同志在此过程中犯的错误，不应上纲上线。邓小平说：

　　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毛主席提出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和二线，欲退居二线，高岗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和饶漱石一起，大肆捏造关于刘少奇的谣言，居心叵测，扰乱人心。不仅如此，高岗还去往华东、华南等地，游说各级领导，制造舆论，他对邓小平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邓小平看穿其用意，指了指墙上悬挂着的几位书记的相片。眼见邓小平无法拉拢，高岗又将目光投向陈云，结果又是碰一鼻子灰。

　　高岗游说期间，饶漱石也没有闲着，他继续煽风点火，散布谣言。1953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饶漱石在会上兴风作浪，蒙蔽不明真相的人，见没有掀起多大风浪，便别有用心地说：“这次组织工作会议，该来的没有来，不该来的来了一大堆！”毛主席听出他话外之音，十分生气。

　　高岗和饶漱石本是毛主席信任的干部，没想到他们来到北京后，搬弄是非，拉帮结派，为了抬高自己不惜攻击他人，顿时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的29人参加的政治局会议，揭露“高饶”的问题，并以“两个司令部”提出严正警告，之后，毛主席离开北京，前往杭州起草我国的首部宪法草案，这个事件交由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人负责处理。高岗和饶漱石，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1954年8月，高岗已经被管教半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曾给中央上交《我的反省》，但始终不见音信，他愈发感到焦躁不安，终日忧心忡忡，沉默寡言，甚至后来肠胃功能出现一些问题，但他偏不肯医治。

　　距离高岗居住的卧室不远，有一处值班室，警卫员在此守候，随时监控，以防不测，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8月16日，高岗吃过早饭，上楼四处走动，从卧室到办公室，再到走廊，似乎是在舒缓心情，又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中午时分，高岗的妻子李力群从外归来，六岁的女儿跑到她身边，说道：“不知道爸爸在房间弄什么，一闪一闪的。”李力群连忙进屋，看到高岗在把弄台灯的电线，于是不解地问：“你在干什么？”高岗说：“看看插座有没有电！”

　　这些天，高岗已经出现了一些反常现象，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去告诉赵秘书，马上把我带走！”李力群此刻或多或少已经意识到高岗有自杀的倾向。这天正好是副组长赵光华值班，一来李力群与他不熟，二来担心刺激到高岗，所以只是提高警惕，未汇报异常。

　　午睡过后，李力群不见高岗身影，寻找再三，最终在布满蜘蛛网的大厅过道找到他，李力群很生气：“你想找死啊！”高岗说：“那你马上去报告，让人把我抓走！”晚上，高岗拉着警卫员一起玩牌，有意不让李力群和他们接触，避免她汇报白天发生的事情。

　　这天夜里，高岗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于是叫醒李力群，吐露心声，他说：“我这辈子做过许多对革命有贡献的事情，也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和你的事情，只是我的问题牵扯的人太多了，我对不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了！”高岗已经不止一次说过诸如此类的话，李力群也只是像往常一样劝慰开导他。

　　凌晨两点半，李力群怀着困意睡去，高岗却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大把“速可眠”胶囊，但要吞下这一大把，实在有些困难，于是起床来到值班室，向警卫人员要来一杯温水。黑暗中，高岗掉下一粒胶囊，压在他的身下，从这以后，他便再没有醒来。

　　8月17日，李力群一边洗脸一边让女儿叫高岗起床，但无论如何都叫不醒，李力群感觉不对劲，连忙叫来值班警卫，警卫连忙冲进高岗卧室，只见高岗仰卧在床上，一动不动，摸他脉搏，很是微弱，于是叫来医生。一番抢救，还是未能将高岗救醒。医生发现高岗身下的“速可眠”胶囊，说道：“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险，吃16粒便可叫人死亡。”

　　周恩来闻讯赶来，看着高岗的遗体，陷入沉默，他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于是李力群将16日与17日发生的异常一一说了，周恩来认真聆听，之后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只是吩咐相关部门善后问题：不火化，土葬，要善殓厚葬。

　　高岗怎么会有这么多安眠药？经过分析，最大的可能性是他自己留下的。高岗在管教期间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虽然有工作人员监督，但他完全可以将药压在舌头下面，躲避检查，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他管教前留下的，高岗曾将20粒安眠药缝在毛裤裤裆，准备被捕后自杀用。

　　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解读《论十大关系》中，阐述了对饶漱石的态度，字里行间表达：给饶漱石一条生路。毛主席说：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此后，饶漱石的问题便被搁置下来。1965年8月30日，最高法院作了最后宣判，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但此时他已经在监狱里服刑10年，在此期间，他身患重病，中央考虑到他过去为中国革命立下功劳，便允许假释。

　　饶漱石被安排到一个农场，却不需要劳动，组织每月给他200元生活费，还配了厨师和服务员，这样的条件，已经高过当时大多数干部了。1967年，饶漱石再次被收监，1975年3月2日，患病已久的他去世，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