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糖水洗脸怎么解读?

　　至此，卫立煌和东北剿总的55万人已经被压缩到北起长春、中到沉阳、南至锦州的几个大城市。而东野大军已有正规军75万、地方部队20多万、总兵力接近百万，对卫立煌已形成压倒性优势。

　　如果算上20万多的地方部队，东北我军总兵力已经接近100万人。由于东野普遍完成了“诉苦”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东野部队不但数量大增，其战斗力和精神面貌也都焕然一新。

　　总司令卫立煌、副总司令廖耀湘指挥2个兵团约30万人，龟缩在以沉阳为中心的铁岭、抚顺、本溪一线；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郑洞国的10万人，龟缩于长春城内；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1个兵团约15万人，龟缩于锦州、山海关、葫芦岛一线。

　　东北“剿总”兵力上处于劣势，将帅之间也是离心离德：卫立煌命郑洞国到长春，郑洞国死活不挪窝，最后还是通过南京统帅部直接下令，才让郑洞国勉强到长春就职。从士气上看，无疑也是东野占优。

　　这里所说的“大城市”，指的是“守军10万以上级别”的大城市，三大战役前后守军10万人以上的城市，典型的如守军12万的济南，守军10万的长春，守军12万的锦州，以及守军13万的天津。

　　在此之前，东北战场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是1947年夏季的四平攻坚战，东野出动10万大军而陈明仁71军等部也有3.4万人。但是，这一次惨烈的城市攻坚战，留给林总的回忆并不美妙。

　　或许，正是两次四平攻坚战的惨烈，给林总造成了心理顾虑，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自愈。而此前关内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是石家庄战役，敌守军也不过2.4万人，远不到10万人级别。

　　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是我军第一个对10万守敌的城市攻坚战。华野许世友14万人对王耀武12万人，最终激战8天7夜，在吴化文2万人战场起义的前提下全歼守敌，华野也伤亡2.6万人。

　　长春在抗战时期作为“伪满”的中心，在日军十几年的苦心经营下，早已在思想上完成了“奴化”。解放战争时期，敌人又在日军防御体系的基础上，大肆扩建达到了新的高度。

　　尽管长春的地形大部以平原为主，但是“一山四岗五分川”的地貌还是有利于防守。从后来东野6大纵队合攻锦州的情况来看，尽管东野的炮兵规模前所未有，但仍付出了2.4万人的伤亡。

　　或许是在随后的论证中考虑到了伤亡情况，所以林、罗、刘把作战方案修正为我军最擅长的“围城打援”，包围长春用来吸引沉阳卫立煌、廖耀湘北上增援，进而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

　　但是，林总这一设想偏偏碰到了“油盐不进”的卫立煌，这个东北“剿总”司令官和30万大军龟缩在沉阳周边，死活不出洞。很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东野选择决战的3个方向，长春和沉阳都是不明智的。

　　郑洞国作为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对东野围城早有预判，所以前期也曾一度派部队出城抢粮，但是和东野围城部队发生过一些交火后，很快就被萧劲光、萧华指挥的部队收紧了包围圈，堵住了最后的漏洞。

　　此外，长春城内还有约8000多人的机关职员和警察。为了保障军队粮食充足，郑洞国除了购屯军粮约300万斤，还和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协调强行收购了民间一半的存储粮，优先保障军用。

　　令人发指的是，郑洞国在蒋氏授意下“伤民养军”，导致粮价飞涨。由于飞机场被东野战略，对长春的空投每天至少需要40架次，但实际上只有4个架次。远水不解近渴，长春很快陷入混乱之中。

　　很快，这一情况就被敌工部的杨滨发现了，他经过深入了解，得知敌人驱赶难民出城的理由五花八门。杨滨认为，靠硬堵带来百姓的死亡。

　　于是，一份要求放开通道的报告，经过东野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主任谭政之手，送到了林总、罗荣桓案头。关键时刻，林总显示了一方大员的担当，不等主席回电，就下令采纳杨滨的建议，对出城难民放开大道，同时电令萧劲光、萧华让各个师设立数十个难民收容所。

　　郑洞国驱赶难民出城，企图把压力嫁祸给东野部队的阴谋破产了。而在城内，守军自己也开始分裂。本来就缺少粮食和物资，郑洞国手下新7军还处处优先，而曾泽生60军像后娘养的处处受排挤，没有取暖柴火的士兵一窝蜂跑到大街上，拆掉老百姓的房子当柴烧。

　　此时，辽沉战役已经进入尾声：东野南下北宁线拿下了锦州，又在野战中全歼廖耀湘兵团，孤立无援的长春更加飘摇不定。最终，长春的最高指挥官郑洞国也没有成为“漏网之鱼”，率残部束手就擒。